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女性形象

 

 　　面对一个具体人，我们通常会作出一个最表层的判断：男性，或者女性。如果继续交流或交往，我们通常会不由自主地对他或她进行性别身份的印证：她非常女性，她非常不女性，她男性化；他非常男性，他非常不男性，他女性化等等。为什么会有这个判断呢？这是因为我们心中或多或少、或大概或具体都有一个既定性别模式，也就是我们此处所指的“形象”，这个形象由一系列对既定性别的认知元素所组成。

　　笔者曾在学生中做过一个有关“性别形象”的调查，内容主要涉及性别角色和性别气质。调查显示：

　　虽然男性与女性可以一起从事的职业领域与工作种类覆盖面逐渐扩大，以性别区分职业与工种的领域与工作种类有逐渐减少的趋势，但是，在同一职业与同一工种的不同层次上，性别定位的差异性依然存在，越向管理层的宝塔尖上走，男性的比例越大。如果一个家庭中需要全职太太或全职先生，那么选择全职太太的居绝大多数，这显然与传统性别话语中男高女低、男主女从、男外女内的角色定位有很一致的地方。

　　就性别定位与性别气质相比较而言，如果说对性别角色的定位，随着都市现代化与女性教育层次的提升多少还呈现出一些变化的话，那么对性别气质的定位，变化几率很小。传统话语中“男人气”、“女人气”的说法与看法，在今天依然被我们所承袭。即使是一个女性已取得传统上由男性来充任的角色位置并得到认可，但她仍然会在大多数男生或女生的心理期待中表现为女人味而非男人味。所谓女人味可以是美丽、温柔、干净、活泼、苗条、细致、善解人意、举止得体、恰当的撒娇扮傻与艺术爱好等；男人味可以是潇洒、阳刚、冷静、有头脑、粗犷有力、举止优雅、适度的不修边幅与体育爱好等。

　　女性弊病，如心胸狭窄、小气、爱撒谎、唠叨、嫉妒等等。有意思的是，男生女生都不喜欢男性女人气，或女性男人气。都希望男人是男人样，女人是女人样。那么，我们用什么作为判断男人味和女人味是否纯正的标准呢？这个判断性别形象的标准又来自何方呢？

　　她们从哪里来——女性形象的文化奥秘

　　角色定位与性别气质构成了我们大体能够认同的男女形象的认知。构成这些形象的诸多元素有一个基本性质，即社会性。因此，对性别的认知其实就是一个用社会性别（gender）去认证生理性别(sex)的过程。那么，社会性别的认定是怎样形成的呢？性别形象，确切到本论题来说，女性形象的形成究竟来自于何方？这就涉及我们所说的文化。我们身处无所不在的人类文化活动之中。中国有着数千年男权封建统治的历史，我们的性别文化是以男权话语为中心的文化，它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渗透到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长久而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心理和生理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今天，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纯粹意义上的生理性别了，因为文化对女性心理的影响完全可能沉淀为女性生理基因的某种变数，近代女性身体与体能，与文化话语塑造意象相一致地显示出比远古女祖大大弱化的现象（鲁迅曾借用九斤老太的话说“一代不如一代”，非常形象，也非常概括），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更奇妙的是，社会性别的文化符号（比如服装、发式、举止、姿势等等）一旦形成，它不仅被人们用来印证、表征生理性别的特征，甚至完全可以取而代之，成为性别认定的唯一依据。比如花木兰、祝英台穿上了男性服装，在公众眼里，她们就是男性了，她们就能混迹于男性群体中，行男性角色之事，“安能辨吾是雌雄？”了。可见，文化的渗透力远比武力具有更强大、更彻底的征服力。

一般说来，我们处于某种特定的文化之中，既无时无刻地被同化，同时也参与了文化，哪怕就是被动的接收者与承载者，也是加固既定文化的一分子。但如果我们不仅仅是文化的被动接收者与承载者，就有可能介入文化的再造活动之中。这就关系到性别角色的定位问题。如果女性所扮演的角色，被界定为只能是顺从男性、只能是主内，那么女性就只能呆在社会性自主性的创造活动之外。这就是为什么在传统文化中，女性总是处于被男权文化书写与塑造位置上的根本原因。

　　这是一个文化的真相。一个公开的奥秘。法国著名女作家，当代最负盛名的女权主义者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即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被变成的。这里指的就是非生理因素。是文化造成了“女人”这个现在被我们认定的社会性别。如果我们对这个观念还有疑问的话，那么可以用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对女性抱有极深偏见的且同样负有盛名的男权主义者尼采的话来佐证：男人为自己塑造了女性形象，而女人模仿这个形象塑造了自己。波伏娃与尼采站在各自的性别立场上，但却说出意义完全相同的话，他们一致指出了“女性”的后天形成性，都或明或暗点出了权力在这个性别文化过程中的作用。

　　中国最负盛名的现代作家鲁迅，则用他的中国经验更具体地道出类似见解：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有意思的是，女人通常为男人（比如说尼采）所诟病的那部分“天性”，似乎都出自做了妻子有了“妻性”后的女子身上。这可以从曹雪芹借贾宝玉之口，道出的一个众所共有的纳闷中看到：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帐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正是出于对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的认识，贾宝玉才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凡女儿个个是好的，女人个个是坏的。这里不仅点出了“女人”形成的后天性这个要害，而且还点明了女人坏的根由是因为嫁了汉子，换句话说就是做人妻子，有了“妻性”。其中最具反讽意味的是，那些被男人所诟病的女人劣根性，原来恰恰是“染了男人气”所致，换句话说就是拜男权文化给予女人的后天所赐。

　　从尼采、波伏娃到鲁迅、曹雪芹，从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立场、不同文化、不同主义的身份背景出发，却可以说出几近相同的观点来，不能不说这个观点本身有其真理性。

如果要形象地描述出女性被“文化”的潜因、过程，以及这个过程的作用、成效等等，或者说是如果要形象地认识与感受女性形象究竟是怎么形成的，这样的形成与制造者之间是怎样的一种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那么读一读女作家唐敏的作品《霜降柿子红》，也许可以让我们感同身受地体验这一切：

　　柿子刚摘下来时硬如顽石，如何把它变成又红又软人人喜爱并享用的甜蜜水果呢？这就需要给它催熟。催熟的过程，有点惨无“果”道：用铁锤把铁钉敲进柿子心里，再拔出来，在伤口里灌进醋或石灰水，再插进竹签。在这样残害了柿子后，把它们放进缸里，用沉重的石头压住盖子，让柿子们窒息在黑暗中，靠呼吸同伴的气味度过时光。如果同情了它们，让空气进进出出，那么柿子便永远不会熟，永远只能是硬的、涩的、苦的，不能吃的。

作家说，如果有一只柿子会写文章，说它原先的坚硬和苦涩是多么的自然、自在与自由，说在树上成长的光明日子，说夜空中落下的露水，说阳光的温暖，或许还有人赞同；但如果它把铁钉、竹签、石灰水和醋说成是酷刑，把缸说成是地狱，恐怕就没有人会赞同，因为柿子是这样甜蜜与美丽，怎么会是从地狱中来的呢？作家在这里似乎不无诙谐，但其实有着深刻的沉痛与尖锐。它说出了一个制作出美丽背后不怎么美丽的真相。柿子在这里可以用来暗喻女性的生命，女性的命运。柿子的形象就是女性的形象。人人都说柿子好看又好吃，柿子自己没法说，即使说了，也没有人会赞同。人们更愿意说为柿子催熟是为柿子好，是人们的催熟才使柿子变得如此可爱而美丽。人们更愿意掩饰起、或者更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为了享用柿子才如此残害了柿子。因为柿子的香甜与美丽就足于让坚硬与苦涩的柿子没有发言权，尽管前者从地狱来，而后者拥有大自然的自由。

　　作家在文章结束的地方意味深长地说：不知从什么年代开始，柿子的核，不会发芽了。是的，经过催熟程序的柿子甜美则甜美矣，然它的生命也终止了；经过文化塑造过的女性形象，美则美矣，却没有了自主的生命与创造力了。从这层意义上来看，作家是否在暗示，或者说是在揭示，把女性形象催熟的过程岂不也是一个摧残女性生命的过程吗？

　　关于女性形象与男性欲望化的文化之间的关系，著名的女诗人舒婷也用她优美而简洁的诗句，简直是洞若观火地、鞭辟入里地表现出来了——这样优美地站在海天之间/令人忽略了你的裸足/所踩过的碱滩和礁石/于是，在封面和插图中/你成为风景/成为传奇（《惠安女子》）。美丽的女性形象成为男权历史中美丽的插图与风景，而她裸足下的伤口，永远是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淌血。